美哉仙来

进入21世纪，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座城市如能在信息化建设中抢先一步，那么在激烈的综合竞争中就具有领先优势。作为信息化重要载体的电子专业市场是中国经济和电子产业发展与世界经济和世界电子产业发展的共同结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共有大中型电子专业市场80余个，经营面积8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达50余万。其中著名的有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深圳华强电子世界等。据专家分析，中国电子专业市场在今后五到十年之内会迎来新的发展时期,而目前尚不成熟和完善的中小城市电子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上周，《同一首歌》播放了《走进新余－江西省第12届省运会闭幕式晚会》，让新余走向了全国。但对比江苏省第16届省运会闭幕式晚会－《欢乐中国行》之《魅力南通》，新余有几点美中不足之处：

1、新余体育馆的夜景是非常美观的，与南通体育馆相比毫不逊色，连李纹也为之赞叹。但可惜没有高空俯拍的镜头。南通则有多处全景式的外拍画面，壮丽气魄。新余体育馆没有把最美丽的一面展现给全国观众。

2、新余体育馆晚会现场的灯光暗淡，且画面单调。南通体育馆的灯光耀眼眩目，手摇摄像机通过多角度变换使画面灵活，场面大气。

3、新余好不容易上了回国家台，却被说成是“赣南明珠”（这是制作单位犯的常识性错误，或许是新余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不够齐全造成的）。

当然，南通经济实力强，办晚会有充足财力支撑。新余在时间紧促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如此水准也实属不易。希望今后新余在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文体活动，避免再出现上面的遗憾。

香港艺人郑希怡上周在电视筹款节目《欢乐满东华2006》表演时，发生意外被扯掉外裤，引起当地一片哗然，也引起了内地网媒的“高度关注”。大大小小的网媒纷纷在醒目位置告示看客，某网站甚至起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郑希怡被当众扒衣露内裤”，其目的不言而喻：“郑希怡掉裤子了，大家快来看啊！”。网媒们还体谅图片的分解动作让看客们不过瘾，以最快的速度上传节目视频让看客们“大饱眼福”。

如果一个男人在大街上掉了裤子，至多引起人们的好奇，媒体是不会有兴趣的。现在一个女人，又是美女，且是明星，在大庭广众之下掉了裤子。对这不可多得的“突发事件”，网媒们如获至宝、兴奋不已，虽不好有幸灾乐祸之表露，暗地里偷着乐。据某知名网媒自爆，视频发布后仅一天，累计点击人次便高达60多万！

去年在戛纳电影节上，法国女星苏菲·玛索走台时肩带滑落造成胸部走光。今有郑希怡的意外掉裤。她们都让网媒们赚足了眼球。不过，这种事可遇不可求，网媒们当然不会“守株待兔”，等着下一个掉衣物或掉裤子的明星。于是，美女们的种种酥胸裸身、露底走光的图片充斥网络。虽然这些图片遮遮掩掩，没有突破“三点”的底线，但其惹火性感让成年人看了也是瞠目结舌，更何况占网民主流的青少年。而在此类图片的长期刺激和诱惑下，许多青少年开始产生好奇，去搜寻准色情图片。又由好奇进入摹仿，渐渐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今年4月，在北京市少年劳动教养所内举办的“网络不健康内容毒害与后果”专题报告会上，5名花季少男少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网络不健康内容对他们的影响，让在场的近300名网站的高管、编辑及部分网吧的经营者们深深震撼。

各大网媒信誓旦旦：“要文明办网，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之风，不刊载不健康的文字和图片。为孩子们创造健康、洁净的网络环境。”部分媒体还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北京网络媒体自律公约》，这让善良的人们和忧虑的家长看到了曙光。此后的一段时间，网媒也确实“干净”了几天。但“好景不长”， 网络低俗之风卷土重来，不健康图片“死灰复燃”，大有“春光无限，铺天盖地”之势。

郑希怡掉的是裤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更多的善款。而网媒们的自私自利和肆无忌惮将贻害青少年，进而危害社会。在利益的驱动下，奢望网媒的自律是不现实的。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可或缺，尽管严格区分性感还是色情是争论不休的难题，但不让网媒打“擦边球”、钻空子已为当务之急。

2006.12.15

“中国瓷都”不是橡皮擦—有感于央视“中国瓷都潮州”广告 

在去年“中国瓷都”争论风波中，景德镇律师组成的志愿律师团曾请求法院判令广东潮州停止使用“中国瓷都”的称号，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向景德镇市人民赔礼道歉并恢复名誉。此事没见下文报道，近日却在央视四套看见潮州以“中国瓷都”名义做的广告。

历史上虽然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但以历史文化、质量技术、广泛影响而论，真正能冠以“中国瓷都”的只有景德镇—它有全世界烧造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和民间窑厂，对中国和世界陶瓷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德化虽然也曾受封“中国瓷都”，但对外一般自称“中国陶瓷之乡”。醴陵则以“千年瓷城”表示对“千年瓷都”景德镇的敬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去年潮州被评为“中国瓷都”而饱受质疑，尽管潮州陶瓷在全国陶瓷产区中的门类最齐全，而且潮州是全国陶瓷最大的产区之一和全国陶瓷出口量最大的地区。依笔者之见,潮州称“都”得不到广泛认可最主要在于其缺乏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中国瓷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它包含着民族、历史、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它应是最能反映中国陶瓷历史发展演变，最能展现中国精湛陶瓷工艺手艺，最能传达灿烂华夏文化丰富信息的载体。“中国瓷都”不可能象中国“七大古都”那样具有多样性，这张中国文化名片只能是唯一的。　　　　　　　　　　　　　　

近年来，“瓷都”封号事件屡见报端，先后有6座城市荣获类似“中国瓷都”的称号。这不仅令外国人糊涂，国人也难以辩别。“瓷都”遍地开花的根因在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以潮州为例，潮州市政府以“中国瓷都”为名召开“国际陶瓷博览会”，目的在于抬高自身身价，扩大知名度，多吸引些外商参展。其初衷可以理解，但做法是否妥当？而那些“授权”中国瓷都的协会在暗箱操作中恐怕少不了猫腻。再者，“中国瓷都”不是中国驰名商标，它需由国务院机构核准。因此，六座获奖城市都不具备“中国瓷都”的法理性。毕竟，“中国瓷都”不是橡皮擦，可以任意涂改；“中国瓷都”不是牌匾，可以随意赠送；“中国瓷都”不是荣誉证书，可以自主颁发。瓷－代表的是CHINA！

在此次广告事件中，央视的表现令人遗憾。去年媒体对“瓷都之争”有大量报道，但央视却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播放此则广告，这是不负责任的举措和唯利是瞻的体现。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四套作为国际频道，代表的是国家形象、传达的是主流声音，理应对国字号广告的审查和播放慎之又慎。而此则广告将不可避免地给海内外华人造成认识上的误区，持续下去还会对景德镇带来严重的名誉损失。

当下，对景德镇而言最为紧要的做好维权与创新。景德镇可以“中国瓷都”名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保护，防止“中国瓷都”的频频超生。同时，景德镇要做到革新除弊，与时代和世界接轨。我们祝愿“千年瓷都”景德镇早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也祝愿潮州、德化等地陶瓷业发展壮大，期盼它们共同撑起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天空。

2005.3.5

如果在多年以后让人们回想起2005年的全国“两会”，预计《反分裂国家法》和董建华请辞将浮出众人脑海。此二事也折射出两岸三地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其影响在未来将逐渐显现。

从经营家庭业产到管理香港政务，董建华开创了“港人治港”的新时代。其近八年的执政历程，可谓饱经风雨、坎坷艰辛，甚至用“浴血奋战”形容也不为过。董上任伊始，香港便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侵袭，经济一撅不振。其后的幽灵“SARS”带来的恐慌气氛笼罩全港，给本已经受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港人以致命一击。再后由“基本法23条”引发的两次市民大游行，令香港一度动荡。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让处于风口浪尖的董建华不得片刻休宁。所幸在中央政府的力挺和董领率的香港特区政府努力下，香港种种矛盾得以化解或缓和。

董任职香港特首期间，虽不比国家总理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以长期的每日16至18小时工作时间(他有7-11的称号)而论，当之于“殚思竭虑，尽职尽责”无愧。董曾打趣地自嘲道：“如果你问我，有多喜欢特首工作，我会建议你别去做。”从董的感慨可见管理好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对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而言都非易事，而董则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董主政香港期间推行的“八万五”建屋目标和主要官员问责制等饱受非议，但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其，香港市民未免对董过于苛刻。成龙就曾感言“我不了解人们上街抗议什么。今天我们换香港的特首，第二个上来还不是一样。还是有人上街骂人家。可自己又做不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岗位”。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董的苦衷。毕竟，有很多事情也非董一人之所能为。“董的辞职可望也应该带来香港和中央政府对管治香港的共同反思。中央和香港政府应当从长远眼光出发，借助民主化改革，来建立香港有效的管治制度”（著名学者郑永年语）。

相对于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董建华或许只是一颗流星。但他留下的“落实一国两制政策，保持香港稳定，密切两地联系，力促香港经济复苏，坚定投资者信心”等宝贵财富将使香港受益无穷。港人也唯有和衷共济，香港才能再显光彩。

在今天的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对董建华给予了高度评价：7年来，董先生为了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董先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敢于承担，表现出对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也相信董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而随着董建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将宣告又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对这位年近古稀的长者，应是让其颐养安享之时了。

2005.3.14

2000年《中国青年报》在全国媒体率先报道《倾斜的高考分数线》，揭露存在已久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年年有代表、委员提议统一高考分数线，要求消除高招指标分配中的地域歧视。但无论是媒体曝光，还是民众呼吁，教育部及其所属重点高校都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巍然不动”。

在目前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下，重点高校尤其是作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对象的“985工程”35所院校，因其承担着培育社会精英的重任，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而重中之重的北大、清华又首当其冲。下面让我们来看这些高校应对“众矢”的常用之盾—“贡献论”和“素质论”。

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接受采访时，对“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指标比其他地方多很多”的解释是：北京市政府对北大的建设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我们在招生时适当有所倾斜。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的回答则更直接明了：北京市为清华大学的发展投入了很多支持，当然清华也应该为北京做一些贡献。

我们暂且不论这“贡献论”的正确与否，就以贡献本身而言，教育部近年来在北大、清华每年的投入在十亿元以上。这些钱都来自国家财政，也即是全国纳税人的贡献。为何北京以外的纳税人有纳税的责任和义务，而他们的子女却享受不到应得的公平竞争机会？为何要12亿多国民要为1100万北京市民做贡献？清华、北大究竟是地方院校，还是国立大学？

再看“素质论”。北京、上海高校往往以当地考生素质高为由作为招生依据。“北京的生源是比较好的”，即是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对在北京投入大量招生名额的三大理由之一。用素质这么抽象，且目前无法考测的概念作为假定理论本身就站不住脚。再者，地区生源素质差异是不同教育资源作用到教育对象上所产生的阶段性效果，而且个人素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考生完全可以通过再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这样的实例在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比比皆是。

近年来，全国重点高校招生地域“歧视”政策已导致民怨沸腾，以至在2001年青岛三名考生以教育部招生计划行政行为违宪为由诉之法庭。虽然此事不了了之，但由此引发的争论从未停息。长此以往，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精英人才的培养势必不利，同时也有损教育部和北京市的形象。

依据目前中国现状，笔者对高校招生改革提几点建议：一、中央财政加大对教育部“985工程”35所重点高校的经费投入，以减少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高校招生的干预。二是参照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春季高考：“985工程”35所重点高校提前进行春季联考，实行笔试和面试；全国分东中西三大片划定最低分数线，以保障西部地区考生的利益，亦可使北京易于接受。

在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招生体制下，高等院校不可能对所有考生完全平等。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命题下，如何在招生录取中缩小地区差异，最大限度地达到“公平、公正、公开”。教育部和重点高校不能一拖再拖啊！

2005.3.21

今年，大学生志愿者徐本禹当选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去年，同样是大学生志愿者的冯艾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我想，社会给予他们的荣誉并不仅仅是针对其个人的褒奖，更是对至今仍在广袤西部奉献青春的一万余名青年志愿者的肯定和激励。

我们将徐本禹和冯艾比较可以发现他们有不少相同之处：都是保留研究生学籍参加西部计划，都从事着支教工作，都在最基层服务。还有一点令他们同样苦恼的是成名后需要面对公众的生活。本月19日，徐本禹在回到阔别两年之久的家乡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回到过去”的渴望。虽然冯艾并没有向媒体吐露类似心声，但相信她与徐本禹会感同身受。他们的这一渴望看似不可理解，实则是心之所向。徐本禹的“回到过去”定不是指时空上的回归，而是心理和环境上的归旧。

在徐本禹和冯艾的支教经历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通过他们，身居都市的人们了解到西部的贫困状况和贫困学生的求学困境，让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又触摸到了那久违的理想和激情。而徐本禹和冯艾也因此被无限放大，使得他们从“小人物”迅而成为“公众人物”。于是：各家媒体纷纷跟进，追踪报道；有关部门热情相邀做报告，授予种种奖励；公众为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短信、信件象雪片般向他们飞去……。这一切对文体明星来说也不易应对，于两位志愿者而言更是难以承载之重。在这种高密度的“轰炸”下，两位志愿者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得粉碎。可他们面对这“有点多了的活动”也只能是“人在社会，身不由已”。

对一名老师而言，最重要的做好教学工作。对一所学校而言，最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环境。徐本禹和他所在的学校在各界关注中"运转"，徐本人又经常“被迫”出席各类社会活动，这对其安心备课、正常教学不可避免的产生干扰，从而间接影响到他的学生。这也正是徐本禹对学生产生愧疚感的原因所在。再者，如此众多的光环压在个人身上无形中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从徐本禹“我承担了自己本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压力”的感慨中应能体味到他目前的心境。我相信，社会各界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大家并不想造成目前的状况。那以怎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关注更为合适？

现在离徐本禹结束支教只有三个月时间，我们如何让他和他的学生“一起快乐地度过支教生活的最后时光”，而我们今后又该如何面对下一个冯艾、徐本禹？

 2005.3.23

3月21日，因有令不行、违规播放挂角广告，浙江、厦门等六家省市电视台遭到广电总局的全国通报批评。

早在去年，广电总局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广播电视机构在2004年8月25日之前对本机构所播的广告进行一次全面自查，坚决制止“挂角小广告”。但令广电总局尴尬的是令出无效，大部分地方电视台依旧我行我素，种种“小动作”不断。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什么因素导致地方诸候“屡教不改”？首因自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经济来源，各家电视台都绞尽脑汁让各类广告在电视屏幕上露把脸，这块大肥肉是不愿轻易割舍的。其次，广电总局缺乏严厉的处罚措施无形中为地方电视台壮了胆。实际上，地方台的行径连铤而走险都算不上，只能当是有惊无险。而广电总局总是“心太软”，尽管“忍无可忍”，却也只是对“置若罔闻的六家电视台”通报批评，要求作书面检查而已。但这些多次“顶风作案”的电视台此次是否会“知错纠改”还是个未知数。

由此笔者联想到本月重庆渝北区交通局因连续两次评议不合格，领导班子被撤换。难道广电总局对地方台只能发发脾气不能奈何它们？什么时候也能动动真格，比如对违规者高额处罚，比如对相关责任人撤职处分……。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广电总局在地方电视台眼中仍只是“纸老虎”一个，通报批评也依旧会是一纸空文。

2005.3.24

 “和谐”晚会中的不和谐音符－央视3.15晚会观感    

看完今晚央视主题为“关爱互助，共建和谐”的3.15晚会，对其中的几个不和谐音符不吐不快。

　　在近100分钟的晚会过程中，央视不但穿插了三次广告，现场镜头也不时投向“中国网·宽天下”的大屏幕。如果是纯粹的商业性演出，央视播放广告无可厚非。但在一年中仅有的消费者权益日晚会中，央视强迫消费者观看大量广告，这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实际上，此次晚会并非众星云集，组成晚会的几个专题片制作成本不会过高，央视为何就不能舍弃些小利让消费者看一场“纯净”的晚会？过一个舒心的节日？

　　更让人气愤的是在晚会现场，主持人不断鼓动观众“踊跃”参与每条5角的“3.15贡献候选人”短信投票。在消费者权益日，在3.15晚会，此举与其说是央视在提高与观众的互动，不如说是央视与电信运营商相互“勾结”谋利。没令央视失望的是，有58万多人次参与了投票，也即在两小时内央视公众资中心与电信运营商进帐30余万元。请不要忘记，那些电信运营商正是制定形形色色“霸王条款”的主角。

　　在与央视“3.15晚会”共同走过15年历程后，面对其商业色彩的渐趋浓厚，不知是央视的“与时俱进”，还是我的落伍不化？

2005-3-16

“如果这次的宣判我们败诉了，我们还是会再来，当我们合上眼睛以后，我们的下一代，还会到日本去讨回公道。”本月14日，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率领“高砂义勇队”成员后代开展“讨灵行动”，但由于日本右翼分子的横加阻挠和日本警方的强硬阻拦，高金素梅一行未能进入靖国神社。

自高金素梅参政以来，她一直站在反对日本靖国神社的前沿：从2002年开始至今，高金素梅前后七次带领台湾原住民到日本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要求将原住民死亡者的灵位撤出靖国神社。在台联党党主席苏进强不知耻辱地参拜靖国神社返台后，高金素梅组织了强烈抗议，及时地让世人了解了“拜鬼团”的本质。此次尽管讨灵受租，高金素梅们不屈不挠，通过图片等形式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暴行。

虽然至今高金素梅的合理要求未获日方批准，而且极有可能长期得不到解决，但高金素梅仍“屡败屡战”，愈战愈勇。其执著的精神、坚毅的信念、顽强的奋争，让世界人民看到了又一个中华巾帼英豪。

由高金素梅，我想到了冯锦华、王选等人。相对大部分国人只能通过网络发表对日本右翼的愤慨，他们不畏艰难，直面险境，声讨公道，宣扬正义。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他们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人民不可欺侮！

抗日战争我们八年浴血奋战终获胜利，但对日本右翼的抗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我们需要更多的高金素梅、冯锦华、王选，我们更需要国家的强大和支持。相信国与民团结一致，终有灭亡日本右翼的一天！

   2005.6.17

     第五届全国农运会于上月结束，山东、辽宁、湖北等省市又掀起了争夺第十一届全运会举办权的热潮。除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全国城市运动会（以上简称城运会）、全国农民运动会（以下简称农运会）三大运动会，我国还有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等名目繁多的运动会。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而且它们存在的诸多问题一直被忽视。

1、经济效益
举办大型运动会不能不考虑投入产出比。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很少有关于三大运动会开支的报道。全运会的资金投入无疑是最大的，这从第九届全运会指点接待旅行社“广之旅”用于购置接待专用车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２０００万元可见一斑。

开支第二的城运会花费也不是一笔小数字。第五届城运会主赛场设在长沙，并在湖南各地选定几个城市作为分赛区。其中新建的长沙新世纪体育文化中心工程总投资约9.8亿元。游泳跳水中心、网球中心、射击中心、人民体育场、举重训练馆等省建场馆部分，工程总投资约为6亿元。株州、湘潭、岳阳、常德等协办城市也先后投入近5亿元改扩建体育场馆。单体育场馆建设就超过20亿，再加上接待宾馆、配套设施建设等，其费用惊人。

投资最少的第五届农运会举办地宜春市近年来连续启动城建重点工程25项，项目资金超过25亿元。农运会指定接待宾馆投入改造资金４.８亿元。农运会直接经费支出为１.３亿元左右。虽然此次农运会通过上级拨款、银行借贷、市场化运作筹集部分资金，但对去年财政收入13.16亿元的宜春仍是严峻的考验。

我们还可从体育总局公布的1999年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获取些信息。在国家体育总局按规定比例提取的公益金中，补助第四届农民运动会、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及全国第一届体育大会共850万元；补助第九届全国运动会2000万元，补助第二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000万元。从中不难看出，举办三大运动会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补助。

三大运动会的每一次举办都是由巨额开销支撑的。不可否认，这些运动会的举办加速了承办城市的市政建设，改善了城市形象，提高了城市知名度。但其经济收效如何呢？就连奥运会在有一定门票、旅游、广告、赞助、捐助、比赛转播权收入的保障下都连连告负，这些运动会的进帐就可想而知了。以第五届城运会为例，为筹办城运会专门成立的湘体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对广告专刊、冠名权、社会捐赠、门票销售等“招标”